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变革进程中，“留学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求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要求重建中国的文化，留学生在这个重建运动中起着先锋、桥梁的作用。正如前辈学者、30年代老留学生季羡林先生所说：“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留学生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当然，也只有站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高度，才能看清它的价值和意义。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为人们系统地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提供了便利。
将清末、民初、“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置于同一层面考察，是出于这样的理由：这四个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差别虽然很大，却有一条完整的线索贯穿始终：反帝爱国（尽管因时代的不同内涵有所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过客”的心态。众所周知，所谓的“留学生小说”始于晚清，但这些作品其实并无多少“留学”的内容，写的都是反清排满的造反传奇故事，其中的人物都是政治意识的图解，张肇桐的《自由结婚》里，黄祸的母亲这样教导他：要雪国耻、报父仇，必须杀三大仇人，一为异族政府，二为外国人，三为同族奴隶；陈天华的《狮子吼》明确宣称：“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中国，系指四万万汉人之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这种以排满为思想基点的“一民主义”，其狭隘性自不待言。然而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排满”上，它不但要求结束满洲贵族集团二百多年的统治，而且要求改变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通过“排满”来达到反帝的目的。创作于民国初期的《留东外史》（向恺然作）向来背负“嫖界指南”的恶名，被划入“黑幕小说”一类，其另一面的价值难免被遮蔽。仅就反帝爱国这一点言，《留东外史》的表现大方磊落，其气度和魄力不输同类作品。到“五四”时期，在社会变革屡屡失败、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识到历史进步的阻力来自守旧顽固的传统文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批判，“留学生文学”中的“反帝爱国”遂与彻底的“反封建”结合到一起，张扬个性，渴望性爱自由，成为时髦的主题。在这样的氛围中，《沉沦》的主人公将自己在东瀛遭受歧视、性苦闷乃至嫖妓不得意统统怪罪于祖国的不争气，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呼声，也就顺理成章了。30年代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危机进一步加剧，“留学生文学”的反帝爱国情绪更趋激烈，这时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留洋归来的数典忘祖、洋奴气十足的“国人”，笔下冷嘲热讽，毫不留情。老舍的《文博士》、《东西》、《牺牲》，许地山的《三博士》、《无忧花》、叶绍钧的《招魂》等，都是属于这一类作品。
夏志清先生在他5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提出：中国作家一直受中国执念（obsessionofChina）之苦，因而未能深入人性幽微之深处。夏氏的看法引人沉思，用来解释该时期的“留学生文学”也是很有启发的。正是这种“中国执念”，使留学生成为地道的“过客”——几乎所有留学生（不管实心求学的还是去“镀金”的）后来都回国。“过客”在心理和情感上对“祖国”高度依赖，即便它再不争气，“祖国”是他们别无选择的认同和归宿。比起后来的“边缘人”，“过客”的爱国心单纯而强烈。然而，强烈的爱国心若没有深厚的人类情怀垫底，势必遮蔽人性与人生的其他层面——或许是更重要的层面。本世纪前半的“留学生文学”艺术成就总的来说不高，与此有着内在的联系。学者赵园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留学生中的两类重要的人在“留学生文学”中缺乏有力的描写，一类是向异国寻求真理、进行革命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准备的“先进者”；另一类是怀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在国外实心求学的知识人。确实，相对于异彩纷呈、波澜壮阔的留学生生活，“留学生文学”对它的描绘只能算冰山的一角。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本世纪前半“留学生文学”创作中鲜有血肉丰满的、堪称成功的外国人形象，作家似乎也缺乏描写他们的兴趣。这说明，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作家们无法以正常的态度观察认识国外，深入到国外社会生活的深处，感受和体验东西方两种文化微妙的差异。他们只是“过客”而已。
本世纪前半的“留学生文学”笼罩在逼仄、紧张、压抑的气氛中，时代给它打上鲜明的烙印。随着反帝爱国斗争取得胜利，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通向西方国家的大门再度关闭，此后的30余年里，作为现代化运动精神记录的“留学生文学”在中国大陆不复存在。
断流不久的“留学生文学”很快在海峡彼岸得到接续。60年代起，台湾留学生大批涌入欧美各国（主要是美国），兴起了留学生文学的高潮。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处境，其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的“留学生文学”迥异的风貌。其基本特点，就是所谓“边缘人”的心态及由此带来的浓郁的乡愁和不可救药的迷茫。“边缘人”这一概念由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HumLee）提出。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李玫瑰这样描绘“边缘人”：在美国时喜欢和自己同胞住在一起，保留许多中国的习惯，固执地生活在美国文化的边缘，始终进入不到主流社会。待回到中国，他们在美国社会不知不觉沾染上的一些观念或处世之道凸现出来，以使得他们和中国社会发生疏离，格格不入。此概念提出后，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很快成为解读留学生创作的“关键词”。需要补充强调的是，“边缘人”的产生与许多留学生学成不归，欲在国外安身立命有密切关系，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着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的巨大落差和莘莘学子们祖国意识的深刻变化；此外，“边缘人”除了在现实生活中两边碰壁、受夹板罪以外，更有文化认同、精神归属上的麻烦。来自中国大陆的留美作家小楂后来对此有精当的表述：“这类人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体验到了两种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和谐。”
“边缘人”与“过客”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把自己放逐在异质的土地上，不得不直面陌生而残酷的人生，遭受着“移根”的巨大创痛。他们在异国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位置，作为一个人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失落和焦虑总是折磨着他们。在於梨华、白先勇、丛?、刘大任等作家的笔下，“边缘人”的生存处境非常惨淡阴暗，其程度严重者不是自杀，就是堕落，或者陷于不可自拔的精神危机中。对于他们，“祖国”即使重要，也已失去之于“过客”的那种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不再是坚固的精神堡垒，也不是永恒的情感乌托邦。一切必须凭个人的勇气、智慧和尊严去面对。
当然，“边缘人”自有幸运的一面。由于特殊的生存位置和双重的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深入到域外生活的底里，深刻地感受和体验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窥破“过客”难以发现的留学生活的真相和本质。於梨华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对中美两种文化的差异和留学生尴尬的生存处境作了真实细致的描绘。小楂的《丛林下的冰河》描写一个性格开放活泼、自以为有能力融入美国社会的中国姑娘，最后终于发现自己无法真正融入西方文化中：“归根结底，文化是‘泡’出来的。在这个缓慢自然的过程中，你所有的毛孔都得浸到水里。文化不仅有奶血之分，而且许多东西根本学不来。”——只有两边都真正了解的“边缘人”，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边缘人”中有一类人特别值得珍视，作为弱势文化群体的一员，他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既不取媚于强势文化群体，也不借祖国壮胆撑腰，而是靠着自己的人性之光、智慧之光，照亮周围的世界。保真的《断篷》写一位对祖国貌似冷漠、实则苦恋，具有深厚的人类情怀的老科学家，他坦言自己对祖国的失望，并认为中国人算不得“最优秀”的民族。最后，这位老科学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镌有“断篷”二字的印章赠送给“我”，孤身一人去亚马逊河，参加一个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对一个即将消失的原始森林的物种的科学调查。陈若曦的《纸婚》，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写中国少女为在美国定居与外国老头或同性恋者假结婚的故事，却有震撼人心的发现：人性的善良和纯真，可以打破种族、文化的隔阂，使人性复归。显然，这些作品已经超越了国界、民族甚至文化的差异，上升到普遍的人性的层面。
由于特殊的身份和文化背景，“边缘人”在体验人类的共性上可谓得天独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份资源释放出极大的艺术能量。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再次打开，给“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必须承认，比起60年代台湾的留学生创作，新时期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文学”起点比较低，反映出封闭时代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直到80年代末、尤其进入90年代后才有起色，出现了小楂、严力、严歌苓、虹影、戴舫等一批优秀作家。海峡两岸的“留学生文学”大潮于此时交汇到一起，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景观和前所未有的活力。随着“边缘人”的不断壮大、成熟，一个新的文学层面呼之欲出——“国际人”。
“国际人”既是对“边缘人”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国际人”的最大特点是以世界公民的眼光看一切事物，直视人性本身。这类创作中，严力是一道耐看的风景。在他的作品里，读不到通常有的“中国情结”和身为“边缘人”的苦闷和伤感。对于他来说，种族、地理、文化背景乃至社会制度的差异，对于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并不发生实质性影响；他更感兴趣的，是不同的生存空间和文化背景中的人所拥有的共同性，即人性本源；为了探明人性的本源，就必须穿透覆盖在上面的层层堆积。《敌人——一个爱情的故事》，将三个发生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人身上的爱情故事穿插编织到一起。由三个类似的爱情故事，作者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生活存在着许多形式不同的集中营，爱情只是其中的一种，它并不因民族、地域和国家的不同而有例外。《血液的行为》以荒诞的手法揭示这样一个主题：发生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性的异化，有某种相同的宿命，阶级性对人性的异化，正如金钱对人性的异化，其实质是一样的。这种“血液的行为”，象征人类被异化的不可抗拒的命运。
要给“留学生文学”作出明确的定位，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首先是“留学生文学”命名本身，它的笼统和不确定，足以使人对这一命题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产生疑问。但是，也许正是命题本身的不确定，给人们提供了多种进入的可能。反复翻阅这套《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及与此相关的文献，本世纪“留学生文学”的三个层面逐渐呈现出来，如以上论述的那样，我将其表述为：过客、边缘人、国际人。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层面的划分并不意味艺术等级的高低，也不含文学“进化”的意思，它只是标示留学生文学发展的自然轨迹（事实上，即使在今天，这三个层面仍共时地存在于留学生文学创作中，各有上乘和平庸之作），这个轨迹显示着中国一百年来曲折复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